3 April 2020 冠状病毒:它们会长期存在吗?

近几十年来,人畜共患疾病——病毒从动物传染给人类的疾病——已引起国际高度关注。埃博拉病毒、禽流感、甲型H1N1流感病毒(或猪流感)、中东呼吸综合征(MERS)、裂谷热、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(SARS)、西尼罗河病毒、寨卡病毒——以及当前正在全球蔓延的2019冠状病毒(COVID-19),均曾引起或差点引发全球大流行,造成数万人死亡,以及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。 均已引起或差点引起全球大流行,造成数千人死亡,以及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。

近几十年来,人畜共患疾病——病毒从动物传染给人类的疾病——已引起国际高度关注。埃博拉病毒、禽流感、甲型H1N1流感病毒(或猪流感)、中东呼吸综合征(MERS)、裂谷热、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(SARS)、西尼罗河病毒、寨卡病毒——以及当前正在全球蔓延的2019冠状病毒(COVID-19),均曾引起或差点引发全球大流行,造成数万人死亡,以及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。 均已引起或差点引起全球大流行,造成数千人死亡,以及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。

研究人员尚未确定此次新冠病毒(SARS-CoV-2)是在哪个时间点从动物转移到人类身上,最终形成了2019冠状病毒病(COVID-19)。但可以肯定的是:这次疫情绝不会是最后一次全球大流行。

2016年,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《前沿报告》指出,人畜共患疾病在全球呈上升趋势,构成严重公共卫生风险。报告特别指出,人类所有的新兴传染病中,有75%是人畜共患疾病,而这类疾病的产生与生态系统的健康密切相关。

人类活动与生态系统

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《前沿报告》,人畜共患病是由机会性病原体引发的感染,在环境发生变化时、动物或人类宿主的情况发生变化,或病原体自身发生变化的情况下,病原体会快速传播。

在上个世纪,在人口增长与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减少的双重压力,为病原体在动物和人之间传播提供了空前的机会。报告指出,平均每4个月就有1种新的人类传染病出现。

生态环境的改变

人类活动对环境造成重大影响。通过改变土地用途——用于人类居住、农业、伐木、采矿或其他行业的发展及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——人类侵占了动物栖息地并使之割裂、碎片化,破坏了将人与动物分隔开的天然缓冲区,使病原体更容易从野生动物传染给人类。

气候变化——主要是温室气体排放的结果——也对人畜共患疾病的产生和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。温度、湿度和季节性变化直接影响环境中微生物的生存。有证据表明,随着气候的不断变化,传染病的发生率和传播风险都随之增加。气候危机的日益恶化对那些缺乏资源,无法对环境改变做出迅速响应的人群构成挑战,使他们更加脆弱,也更容易染病。

病原体宿主的改变

在移民、城市化、饮食偏好的改变、贸易往来和旅行等人类活动的推动和影响下,人和动物种群更易被感染,成为某些特定病原体的宿主。

在许多发展中国家,经济的飞速增长,以及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,极大地刺激了城市中消费者对乳制品和肉制品的需求,导致城市附近及周边地区农田的迅速扩张和更加密集的、集约化畜牧业的发展,增加了人们暴露在病毒中的风险。

牲畜通常在野生动物与人类之间搭建起病毒传播的桥梁。例如禽流感病毒最初是在野生鸟类中传播的,随后感染了家禽,最后传染给人类。

人们还可能在水产市场近距离接触到不同物种,食用野生动物也会导致病毒的传播。SARS的早期病例就源于在水产市场贩卖的果子狸,而在中非肆虐的埃博拉病毒则源于人类食用了受感染的大猩猩肉。不同物种密集摆放在同一场所,互动和接触的频率增加,会大大促进病毒在物种间传播,增强病毒对不同宿主的适应性,从而加大了感染人类的可能性。

潜伏期——从感染到发病的间隔期——可能持续数天或数周。在正常情况下,每天都有数百万人穿梭往返于不同国家,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能从一个国家到达另一个国家。因此,某个地区出现了某种传染病,会波及其他地区,不论距离远近。这一点在2019冠状病毒病的迅速蔓延态势中尤为明显,自报告出现第一例病例至今,三个月内这一病毒已经侵袭了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。

病原体的变异化

病原体会以我们难以预见的方式不断进化,发生遗传变异(突变),这使它们有能力入侵新宿主,在新环境中得以生存繁衍。其中一大例证表现在病原体对抗菌药物(例如抗生素、抗真菌剂、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和抗疟疾药物)的耐药性不断加强,而这通常是由于人类滥用抗菌药物或兽用抗菌药残留引起的。

生态系统完整性与人类健康

生态系统具有固有的弹性和适应性,它为生物提供独特栖息地、维持不同物种的生存和发展,有助于抑制疾病的发生和传播。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越丰富,病原体就越难以迅速传播或占主导地位。然而,人类活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了野生动植物的种群结构,使生物多样性锐减,这样一来,反而创造了有利于特定宿主、媒介和/或病原体繁衍的条件。

例如,动物的遗传多样性使不同的动物种群拥有天然的抗病能力;而集约化饲养通常导致牲畜种群内产生遗传相似性,使它们更容易感染野生动物携带的病原体。

同样,在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,病毒在传播过程中会寄生于多个宿主获取营养和保护,其中有些宿主对病原体的储存效率低下,起到抑制病毒扩散的作用。相反,当病原体出现在生物多样性贫瘠的地区时,传播力度就可能被放大,相关案例在西尼罗河病毒和莱姆病的传播中得到印证。

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英格·安德森(Inger Andersen)指出: :“事实就是,人类的命运与自然紧密相连。我们无法独善其身,如果我们不把自然当回事,我们自身也不会好过。”

可以做什么

要想遏制人畜共患疾病的出现,亟需解决根本问题,即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。

这意味着要充分认识到人类、动物与环境健康之间的密切关系;这意味着在任何转变或转型的最初阶段,就应加强对生态系统中人类和野生动植物健康的监测,以制定基准,提高对潜在疾病暴发的认识和准备,并提供相关科学建议和参考信息,以最大程度地降低发展对人类和自然的风险;这意味着实施“共享健康”方针(One Health)所倡导的多部门、跨学科的协同合作和国际努力,确保实现人类、动物与生态环境健康一体的目标。

随着全球人口直逼100亿,英格·安德森强调“2020年是从根本上重塑我们与自然关系的一年。”

联合国环境规划署、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以及全球数百个合作伙伴正紧锣密鼓地筹备,在全球范围内合作发起旨在遏制生态系统丧失和退化的“2021-2030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”倡议,致力于凝聚政治共识,提升整体能力,重塑人类与自然的关系。这一倡议是对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《气候变化与土地问题特别报告》的科学建议、以及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在《里约公约》和《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》中就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所做决定的直接响应。联合国环境署还与世界各国领导人合作,致力于制定一个雄心勃勃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,并确保新兴的环境问题(如人畜共患疾病)及时获得决策者的关注和重视。

身处这场全球大流行的疫情中,各国都在积极抗疫,希望尽快走出疫情影响,恢复经济和社会活力。在这一背景下,我们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自然保护计划,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身。

 

欲了解更多信息,请联系 Doreen Robinson: [email protected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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